谈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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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丝绸之路
发布日期:2022-05-31 12:14    点击次数:172

“丝绸之路”是一个近代形成的概念。虽然古代东方及西方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丝绸之路的直接表述,但其确确实实存在于欧亚大陆之间。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1910年,德国地理学家艾伯特·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b。丝绸之路作为文明对话、民族交流、贸易往来的通道,横亘于欧亚内陆腹心地带,宛如一条丝带连接着东西方文明,在世界古代史上有着极高的历史地位及作用,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由陆及海——“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

“丝绸之路”并不是自古有之的概念,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入,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诸多的延展概念,这些概念又针对着不同的路线,所以,有必要对“丝绸之路”概念延展的情况加以说明。

孙毓棠、杨建新、荣新江等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近来一些学者更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路’。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路’,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等等,这些提法虽然对研究中西交通有意义,但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了”。

王冀青认为,李希霍芬创造“丝绸之路”一词的学术基础是西方古典地理学家托勒密著《地理志》中对“赛里斯之路”的记录过程,以及近代英国东方学家玉尔著《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的记载汇编》中对“赛里斯之路”的研究。“由李希霍芬首创的‘丝绸之路’一词,以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各种译本为契机,从德语逐渐被翻译成了世界各国的语言,常见者如英语的Silk Road或Silk Route、法语的Routes de la Soie、日语的‘绢の道’(现多用由英语音译的シルク·ロー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人民出于渴望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望,普遍接受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和词汇。”

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第一次指出,“丝路有海、陆两道”。突破了李希霍芬所指的“丝绸之路”,可以视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肇始。但长久以来,学界并没有过多关注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的探险、“寻宝”活动的火爆掩盖了深藏于浩瀚海洋之中的宝藏的光辉,或许由于时代所限,人们的视野还未转向海洋,故而“海上丝绸之路”还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沙畹虽然指出丝绸之路存在海路,但囿于原作的研究重点,未能展开说明。

其后,日本学者兴起了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南亚、东南亚、西亚的历史地理及交通史研究的热潮,藤田豊八、小山富士夫、松田寿男等对中国南海交通,西亚与中国、东南亚与南亚地区各国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江上波夫、水野清一等对西亚、南亚地区的学术考察,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萌芽与发展阶段的成果与活动,虽然他们都未明确将这些交通贸易路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其丰富了人们对这条路线的认识,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北非发现的中国古代瓷器遗存密切相关。日本学者冈崎敬根据从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地考察获得的陶瓷资料,对唐宋元明时期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随着众多的考古材料的披露,学界逐渐有意识地将这条文化交流通道与瓷器联系起来,产生了“陶瓷之路”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逐渐拨开了笼罩在中国南海上的迷雾,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在大江南北发现了众多的外来文化遗物或者具有外来文化特色的遗物,这些遗物进一步印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有陆上和海上两条道路,尤其是发现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中西文化交流遗存,如西汉南越王墓的发现直接推动了人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

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中第一次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其研究也是基于对西亚地区所见古代中国瓷器的遗存提出的,可以说是对“陶瓷之路”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展。此后,三杉隆敏和相关学人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书籍,极大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大学陈炎在季羡林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研究“丝绸之路”,1981年,其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在内地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不但陆上有“丝绸之路”,海上也有“丝绸之路”。1982年,陈炎发表了《略论海上“丝绸之路”》一文,以中国丝绸输出为核心,论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以及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正如陈炎所说,“过去中外学者对海上交通的研究,偏重航线和古地名的考订,还没有系统地专门研究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及其影响,以及它在中外关系史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往往散布于中外交通史中的专题研究,采用的是“中西交通史”“南洋交通史”“海交史”等称谓,并没有给予其与陆上丝绸之路同等的研究地位。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才逐渐在中国学者中使用。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海上丝绸之路”也成为一大研究热点,学界对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多方面的认识,并且随着近些年水下考古工作的快速发展,许多深藏于海洋深处的文化遗存得以重见天日,更加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二)从“蜀身毒道”到“西南丝绸之路”

与海上丝绸之路一样,西南丝绸之路也是对丝绸之路概念的延展。最早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专门性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从而慢慢催生出“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

司马迁最早记录了从成都出发的这条西南通道,《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有张骞关于这一道路的描述,“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1912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发表《支那名称之起源》一文,在谈到中国与印度的交往时,认为张骞在大夏所见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的运输路线,“不是交广的海道,乃是缅甸高原的陆道”。其后,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书中考证了诸多与古代西南地区交通相关的问题,但并未对这一道路进行系统说明。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西南通道的中国学者。20世纪20年代,其就提出“滇缅道”的概念。其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际社会通过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支援中国抗战的战略引起了学者关注该地区古代交通状况的兴趣,产生了诸多有关古代西南地区交通史的研究成果,如严德一、方国瑜、郑天挺、姚宝猷、龚学遂、夏光南等学者就对西南交通地理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50年代以后,张星烺、冯承钧、岑仲勉、季羡林、方国瑜、饶宗颐、桑秀云、严耕望等学者的相关著作中都有提及中印交通中的西南道路。

1957年,季羡林出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一书,其中一篇为《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指出中国蚕丝在对外输出路径中,有一条“缅甸道”,通过缅甸的中转,丝绸传入印度。1980年,陈炎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年会”上宣读《汉唐时缅甸在西南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一文,提出“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中国丝绸不仅通过西北地区外传,还经过西南地区源源不断地输出,扩大了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受到学界关注。此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但相较而言,学界对其的研究还是有所欠缺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较少。

随着近年考古工作与实地考察的开展,对这一道路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深入,更有学者认为,西南地区文化通道的开通应当溯源至先秦时期,从古蜀文化中探寻西南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与构成因素。段渝就认为,“由于中国西南的早期对外交通以古蜀为重心,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对中外古文献与西南考古尤其是古蜀文明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认识,推进南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观点与近些年“早期丝绸之路”研究的兴起不谋而合,对于沙漠丝绸之路早期史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诸条丝路。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有待加强,目前比较缺乏对西南丝绸之路境外段的遗物、遗迹的考察研究,缺乏与国际上对中国古代西南与东南亚、南亚之间商道研究的对接,缺乏与南亚、中亚、西亚的交通贯通、文明相互影响的研究,这些问题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关键。

(三)草原文明下的丝绸之路

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网络早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形成,并且对欧亚大陆的诸多文明影响深远。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对这块贯通欧亚的大草原的方位、所涵盖的地区以及在这片狭长的大草原上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均有过生动的描述和详细的记载。1715年,俄国沙皇宫廷为彼得大帝新诞生的王子举行庆典,乌拉尔地区的矿主向彼得大帝呈上了一份独特的贺礼,包括一批装饰着雪豹、鹿、狮等动物纹的金器。这些技术精湛、造型生动、充满张力的金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欧亚草原上掀起了探险的热潮。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欧亚草原地区活动频繁,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该地区文化传播的相关问题未能深入研究。

20世纪2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C. А. 捷普劳霍夫在阿钦斯克附近的安德罗诺沃村发现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1927、1947—1949年,苏联考古学家C. И. 鲁坚科发掘了位于哈萨克斯坦丘雷什曼河及其支流巴什考斯河之间的巴泽雷克谷地的5座大墓,轰动世界,其中出土文物带有极强的文化交流色彩。20世纪上半叶在欧亚草原地带的众多考古发现,印证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尤其是苏联学者对“塞人”等古代欧亚草原民族历史研究的兴起,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虽然这一时期的学者并未直接提出“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但人们在理念上形成了一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文化通道,在认识上已将其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加以研究,诚如纪宗安认为,草原之路是丝绸之路北道和新北道的雏形。

我国学者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以历史文献来考察,并且多将其称为草原之路,如黄时鉴《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等。20世纪末,随着众多的考古发现,一些学者提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苏赫、田广林在《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中提出,“在北方草原地带,存在着一条由蒙古高原东南端的辽河上溯,越过大兴安岭,循阴山南北两麓向西,经居延而趋向天山南北,转经高昌进入欧亚草原的道路,这便是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举办了相关的学术会议,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1995年,刘迎胜出版了《丝路文化·草原卷》,对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了系统论述c。一些学者通过对某一地区文物遗存的专题性研究,丰富和考订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路线,如朱存世、李芳认为,贺兰山、北山即今宁夏北部地区,是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2008年,纪宗安出版了《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以多个专题讨论了丝绸之路早期史,尤其是对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进行了分析研究。除了上述著作,诸多对沙漠丝绸之路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也对草原丝绸之路有所涉及,在研究角度与视野上更加宏观。由于草原文化的特性,通过考古学的方法为研究草原丝绸之路提供了便利的途径,“横贯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曾对促进中外交流发生过重要作用。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考察草原丝绸之路,对于发掘草原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也焕发出新的活力,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缘起、内涵、性质及路线等方面的新观点层出不穷。有学者认为,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历史时期的欧亚草原大通道,向东可达大兴安岭,向西可达黑海草原。它能满足游牧社会对定居社会的结构性需求,即满足‘专化’的游牧经济所欠缺的部分,这才是本相。草原通道的开拓与游牧社会广阔的地理容量分不开,即由游牧社会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对广大空间的实际占有”。“在强大的匈奴联盟时期,中国北方与东部的蒙古高原以及与西部内陆亚洲山麓地带的交往几乎停滞了,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丝绸之路开通。中国与欧亚大陆交往的前沿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这种交往路线和方式的改变,导致中国和欧亚大陆交往进入了新的时代。”也有学者从丝绸贸易的参与人群着手,解构了草原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些细节,“秦汉时期,‘丝绸’的经济作用和文化作用日显突出,‘丝绸’被后人看作东西交通路线和东西交通行为的代表性符号是理所当然的。丝绸贸易的路线经过草原地区。草原民族曾经承当丝绸由中原向西北输送的主导力量。为应对草原强势部族的压迫,汉帝国积蓄军事力量,终于通过战争方式占有河西,控制西域,成就了史称‘丝绸之路’这一东西交通路线的正式开通。这一历史过程有草原民族的配合”。在路线方面,王子今认为草原丝绸之路与秦始皇修筑的直道也有关系,“‘直道’与‘北边道’连通,继而通过草原民族的交通实践实现的中西文化交流,也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作用时应当注意的交通史现象”。

END

本文由 董苗 王蕾 摘编自 赵丛苍 主编《丝绸之路学》之“绪论”节选。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本书是以“丝绸之路学”命名的国内第一本丝绸之路研究的专门著作,书中就丝绸之路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进行全面阐述。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和历史、考古、文化遗产及丝绸之路等研究者的研究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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